毛石混凝土

我意识到他们要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了。当然不愿意走出去。但不走出去又是不行的。我嘟着嘴淘米,放在煤气灶上,又轻手轻脚回到房门口,侧耳听他们的谈话。 他显然已经大大地找补他们了

时间:2010-12-5 17:23:32  作者:爬架   来源:隔汽层  查看:  评论:0
内容摘要:  我记得我已经答复过文人了,我意识到他我嘟着嘴淘也就是说答复过一位包税人的儿子了,我意识到他我嘟着嘴淘我说:我并不怜悯他在城头上看到的那些候我施舍里亚尔的穷人,他显然已经大大地找补他们了,我已经请他代替了我。巴黎的穷人对这样的人事更迭是不会叫苦的,将来我为蒙莫朗西的穷人找到这样好的一个代替者还很不容易呢。这些穷人需要一个好的代替者,比巴黎的穷人迫切得多呢。这里有个可敬的好老头,操劳了一辈子之后,现在不能劳动了,在迟暮之年行将饥饿而死。我每星期一给他两个苏,比我向城头上所有那些穷鬼布施一百个里亚尔,良心上还要痛快得多。你们真会开玩笑,你们这些哲学家们,你们个个都把城里人看作是跟你们的天职有联系的唯一的人们。其实,人们是在乡下才能学会怎样爱人类,为人类服务呢,在城市里,人们只能学会鄙视人类而已。

  我记得我已经答复过文人了,我意识到他我嘟着嘴淘也就是说答复过一位包税人的儿子了,我意识到他我嘟着嘴淘我说:我并不怜悯他在城头上看到的那些候我施舍里亚尔的穷人,他显然已经大大地找补他们了,我已经请他代替了我。巴黎的穷人对这样的人事更迭是不会叫苦的,将来我为蒙莫朗西的穷人找到这样好的一个代替者还很不容易呢。这些穷人需要一个好的代替者,比巴黎的穷人迫切得多呢。这里有个可敬的好老头,操劳了一辈子之后,现在不能劳动了,在迟暮之年行将饥饿而死。我每星期一给他两个苏,比我向城头上所有那些穷鬼布施一百个里亚尔,良心上还要痛快得多。你们真会开玩笑,你们这些哲学家们,你们个个都把城里人看作是跟你们的天职有联系的唯一的人们。其实,人们是在乡下才能学会怎样爱人类,为人类服务呢,在城市里,人们只能学会鄙视人类而已。

根据埃皮奈夫人本人的建议,要谈什么米,放在煤我把我在勒·瓦瑟太太的问题上干了些什么,要谈什么米,放在煤写信告诉了狄德罗。可以想象,既然勒·瓦瑟太太已经选定了留在退隐庐这条路,说她在这里身体健康,经常有人陪伴,生活很舒服,狄德罗再也不知道怎样加罪于我了,于是就把我这个防止谰言的做法当作一种罪行,并且把勒·瓦瑟太太继续居住退隐庐仍然其作我的另一个罪行,尽管继续居住是由她自己选定的,尽管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只凭她一句话就可以回到巴黎去生活,而从我这方面所得到的援助,在巴黎和在我身边都是一样。根据我在巴黎、实质性的问日内瓦、实质性的问伯尔尼乃至讷沙泰尔受到的待遇,我就不指望当地的牧师对我能给点什么照顾。然而,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他也曾对我表示欢迎。不过在这地方,人们对任何人都一律奉承,友好的表示是毫无意义的。那时候,我既已正式重奉新教,又生活在一个新教国家,我就不能不参加我所信奉的宗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要违背我的誓愿和我作为公民的义务,所以我得去参加圣事。另一方面,我又怕走到圣体台前被人拒绝,遭到难堪。看样子,日内瓦的议会,讷沙泰尔的宗教界都已闹得满城风雨了,此地的牧师简直不可能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进他的教堂里去领圣餐的。所以我看圣餐礼快到的时候,就决定写封信给蒙莫朗先生(这就是那个牧师的名字),表示一下我的心愿,并且向他声明,我心里始终是归附新教教会的;同时,我对他说,为了避免有关信条的无谓争辩,我不愿个别地对信条作任何解释。这个手续一办,我就放心了,认为蒙莫朗先生一定会拒绝我去,因为他绝不肯让我不经过事先的个别解释就去参加圣餐,而我又决不愿意进行事先的个别解释,这样一来,事情就不了了之,而且不能怪我。谁知道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蒙莫朗先生来了,不但向我说明,他在我提出的条件下容许我去领圣餐,并且还说,他和老教友们都以有我这样一个信徒而引为极大的光荣。我从来没有这样地惊讶过,也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欣慰。我觉得老是孤独地生活在世上是一种十分凄凉的命运,特别是处于逆境的时候。在这么多的通缉与迫害之中,我能对自己说:“至少,我是跟我的教友们在一起。”这可是太甜美了,所以我就去领了圣餐,这时我内心的感动和由感激而流出的眼泪也许是人们在领圣餐时最能使上帝满意的精神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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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绝交,题了当社会上有些所谓既成准则,题了当这些准则似乎都是根据骗人与卖友的精神定出来的。你已经不是某人的朋友了,却还显出是某人的朋友的样子,这就是你想留一手儿,好欺骗老实人以便来损害某人。我还记得,当那位大名鼎鼎的孟德斯鸠和杜尔纳明神父绝交的时候,他赶快公开声明,对任何人都说:“杜尔纳明神父谈我或我谈杜尔纳明神父,你们都不要听,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这一举动曾大受赞赏,大家都夸奖他的坦率与豪迈。我对狄德罗也决计学这个榜样;但是我怎么能从我的隐居之地把这个绝交决定公开出去,既明确无疑而又不引起人言啧啧呢?我就想起在我这篇作品里,以附注的形式把《教士书》中的一段话插进去,用这段话宣布这个绝交,甚至连原因都说了出来,对任何了解内情的人这是相当清楚的,而对局外人则毫无意义;此外,在这篇作品里,我还特别留心,每提到我所抛弃的这个朋友,总还是带着人们即使在友情熄灭之后还应该对旧友永远保持的那种敬意。这一切,人们读到这篇作品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关于卢森堡夫人想要的那份《爱洛伊丝》手抄本,愿意走出去又是不行我应该在这里说一说我想了什么主意使它具有超出其他手抄本的明显的优点。我另外写过一篇爱德华爵士奇遇记,愿意走出去又是不行并且考虑了很久,应不应该把它全部或扼要地插到这部作品里来,但总觉得放在这里不合适。最后我决计把它完全删掉,因为它的格调与全书不同,会损害全书那种动人的淳朴风味。自从我认识了卢森堡夫人以后,我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就是,在这篇奇遇记里有一位罗马的侯爵夫人,性格十分可憎,这种性格的某些表现虽不能用到卢森堡夫人身上,但是在只闻其名的人们看来,很可能会说是影射她的。所以我深自庆幸采取了这种删削的决定,并且按照这个决定去做了。但是,我既热烈希望在她这份抄稿里增加一点任何别的版本都没有的东西,我竟又想起那些倒霉的奇遇,决定把它写成提要加了进去,真是糊涂主意啊!只有用那盲目的、把我拖向毁灭的宿命,才能解释我这个主意的荒唐!关于这件事,但不走出去到房门口,的谈话如果我们应该相信元帅夫人的亲信拉·罗什给我写来的报告,我们的确应该根据这个既惨痛而又难忘的例子来为大人物的苦难哀叹。

  我意识到他们要谈什么

关于这桩公案,气灶上,又轻手轻脚我的印象太模糊了,气灶上,又轻手轻脚想起了几点,也理不出一个头绪,连缀不起来,只能照它们浮现到我的脑际那样,零散地、孤立地记载下来。我还记得我跟宗教界举行过一次谈判,蒙莫朗是谈判的中间人。他诡称人们是怕我以写作来搅乱地方的安宁,怕别人会怪这个地方不该让我自由自在地乱写。他暗示我说,如果我答应放下笔杆,既往也就不咎了。我本来对自己已经许下这个愿了,所以毫不迟疑地对宗教界也许下这个愿,不过有个条件,只以不写宗教问题为限。他要求作些改动,并要我立下字据,一式两份。我的条件后来被宗教界拒绝了,我就索回我的字据:他只还了我一份,借口搞丢了,把另一份扣了下来。在这以后,民众在牧师们公开煽动下,蔑视国王的诏书和邦议会的命令,简直无法无天了。在宣教的讲坛上,我被宣布为反基督的人;在乡间,我被当作狼精驱赶。我的阿美尼亚服装,对于无知小民,成了一种便于辨识的标志,我痛心地感到不方便极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换掉这种服装又似乎太示弱了。所以我不能下决心改装,仍旧穿着我的长外套,戴着我的皮圆帽,安安静静地在当地散步,四周都是流氓的叱骂,有时还有小石头掷来。有好几次我从人家屋前走过,只听里面有人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这时我并未因此就走得快些,而他们却更加怒不可遏了。不过他们始终限于恫吓而已,至少枪是不敢打的。国民代表派经过一度气馁之后又打起精神来了,侧耳听他们便想写一篇答辩。他们费了不少时间,侧耳听他们写得还算过得去。但是大家都属意于我,认为我是唯一可以跟这样一个对手打擂台的,有希望把他打倒。我承认,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我的旧同胞们认为他们这个困难是为我而引起的,我有责任拿我这支笔来给他们帮忙。我在他们的催促之下,便着手驳斥《乡间来信》;我把原作的名称戏改为《山中来信》,用来作为我的作品的名称。这个工作,我计划并且执行得那么秘密,以至我在托农跟国民代表派的首领会晤,专门谈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答辩纲要拿给我看了,我却一字不提我的答辩;这时我的答辩已经写好了,只怕稍微漏点风声,不论是漏到官吏或我的私人仇敌的耳朵里,付印都会出现障碍。然而,我并没能避免这部作品出版前在法国就有人看到;但是人们宁愿让它出版,也不愿让我清楚知道他们是怎样发现了我的秘密。关于这一点,我知道多少就将说多少,可是我知道的很有限,凡属揣测之词,我将一概不说。

  我意识到他们要谈什么

过了几天,我意识到他我嘟着嘴淘我总算有幸受到狄德罗的那一次屡约屡爽的拜访了。这次拜访,我意识到他我嘟着嘴淘来得再及时也没有了,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也几乎是我还剩下的唯一的朋友。人们当然可以想象到我在这种环境中看到他时的那种快慰之情,我有满腔的话要说,我就向他尽情倾诉。有许多事实,人家在他面前隐瞒了的、掩饰了的、捏造出来的,我都给他说清楚了。过去的一切,凡是我可以对他说的,我都告诉了他。我绝没有企图把他知道得太清楚的事对他隐瞒起来,就是说,一场既糊涂而又不幸的恋爱成了使我身败名裂的导火线;但是我始终没有承认乌德托夫人知道我这份爱情,或者,至少我没有承认我曾对她说明我爱她。我跟他谈到埃皮奈夫人为了查出她小姑子的那些纯洁无邪的信所使用的卑鄙手腕,我要他从她所企图买通的两个女人的口里直接听听那些详细情形。戴莱丝是一五一十地如实对他说了,但是轮到母亲说的时候,她一口咬定所有这一切她什么都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惊愕呀!她就是这么说的,始终不肯改口。不到四天以前,她还把那些情形原原本本地对我重述了一遍,现在她竟在我朋友面前冲着我的脸来否定了!这一点,我觉得是有决定意义的,我这时才痛切地感到,我过去太不谨慎,竟把这样一个女人留在我身边这么久。我并没有多费唇舌去痛骂她一顿,连几句蔑视的话几乎都不对她说。我感到我对她女儿应该感激,女儿的正直恰与母亲的卑鄙懦弱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但是从那时起,我对那个老太婆,决心是抱定了;只等机会去执行。

还有杜宾先生那一家,要谈什么米,放在煤这家的豪华虽然已经比不上杜宾夫人盛年时代的情景,要谈什么米,放在煤但由于两位主人的声望,也由于来此聚会的宾朋均属上选,仍不失为巴黎最好的门第之一。由于我没有因趋附别人而抛弃他们,又由于我离开他们只是为着能自由生活,所以他们一直对我友好相待,我有把握随时会受到杜宾夫人的欢迎的。自从他们夫妇在克利什置了一处别墅之后,我甚至还可以把她算作我的乡下邻居之一;我有时也到她这处别墅里去住一两天,而如果杜宾夫人和舍农索夫人相处得更融洽些的话,我还会到那里多去几次呢。但是在同一个人家,两个女人彼此情感不相投,是叫人左右为难的,这就使我感到在克利什太不自在了。由于我跟舍农索夫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比较随便,所以我喜欢比较自由地在德耶看到她——德耶差不多就在我门口,她在那里租了一所小房子——甚至在我家里见到她,因为她来看我也相当勤。在开始的时候,实质性的问就是狄德罗也曾多次警告过我,实质性的问说格里姆这人,我对他那么信任,却并不是我的朋友。后来当他自己也不再是我的朋友的时候,就改口了。

在卢森堡夫妇来蒙莫朗西小住时期,题了当舒瓦瑟尔先生有时也到府第里来用晚餐。有一天他来到府第,题了当正赶上我从府第出去。他们就谈起我来了。卢森堡先生对他说了我在威尼斯跟蒙太居先生共事的那段经历。舒瓦瑟尔先生说我丢开这个职业很可借,如果我还愿意回去的话,他非常愿意为我安排。卢森堡先生把这番话对我说了,我对此特别感动,因为我还没有接受大臣宠爱的习惯;尽管我已经屡下决心,但是如果我的健康状况能容许我考虑这件事的话,我自己也不敢担保真能避免再干那种傻事。当没有任何别的激情占据我的心灵的时候,雄心壮志在我心中也只能转瞬即逝,但就是这一瞬间也足以叫我去重温旧梦了。舒瓦瑟尔先生的这番美意既然使我对他有了感情,也就加强了我对他的敬仰,因为他当大臣以来的若干措施早已使我对他的才具起了敬仰之心,特别是那个《家族协定》,我觉得这正表明他是一个第一流的政治家。他在我的思想里还占着另一个便宜,就是我一向瞧不起他的前任各大臣,就连蓬巴杜尔夫人也不例外,因为我一向是把她当作首相看待的。当谣传说她或他两人之中一定要有一个排挤掉另一个的时候,我认为祷祝舒瓦瑟尔先生的胜利就是祷祝法国的光荣。我从来都是对蓬巴杜尔夫人存有反感的,甚至远在她发迹之前,当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家里见到她、而她还叫埃蒂奥尔夫人的时候就是如此。从那时起,我就不满意她在狄德罗问题上的沉默,以及她在与我有关的《拉米尔的庆祝会》、《风流诗神》和《乡村卜师》等问题上的态度。歌剧《乡村卜师》,不论是哪一种收入,都没有给我带来与它的成功相应的利益;而且,在任何场合,我总发现她很不愿为我帮忙,而罗伦齐骑士还是向我建议,劝我写点东西颂扬这位贵妇人,暗示这样于我有利。这个建议使我愤慨极了,特别是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个建议并非出于主动;我知道他这个人本身等于零,只是在别人的推动之下才能想点什么,做点什么。我太不懂得克制自己了,所以我对这个建议的鄙视没有能瞒得过他。我对那位宠妃缺乏好感,也瞒不过任何人;我心里十分明白,她是知道我对她没有好感的,而这一切也就把我的切身利害跟我的自然气质在我为舒瓦瑟尔先生的祝愿中结合起来了。我既对他的才具(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才具)早有敬佩之心,又对他的美意满怀感激之情,此外,我在我的隐居生活中又完全不知道他的爱好如何、生活方式如何,所以我预先就把他看成了社会大众和我自己的报仇人了。当时我正在对《社会契约论》作最后的修改,就在这部书里把我对前几任大臣的想法和对超轶前人的现任大臣的想法只用一句话表示了出来。这一次我可就违反了我所最信守不违的箴言了;而且,我当时就没想到,当你要在同一篇文章里强烈地称颂或谴责,而又不指出人名的时候,你就必须使你的称颂之词切合你所称颂的对象,使最多疑善忌的人也不能从中看出任何模棱两可之处。在这一点上,我当时太糊涂了,认为绝对没有问题,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误解。过一会儿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了。在莫蒂埃,愿意走出去又是不行来拜访我的人差不多和我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的时候一样多,愿意走出去又是不行但是来访的性质却迥然不同。在这以前,来看我的人都在才能上、爱好上、信念上跟我有些关系,所以他们就以这些关系为借口来找我,使我一见面就能开门见山,谈我能够跟他们谈的事。在莫蒂埃就不是这样了,从法国方面来的人尤其如此。他们都是些军官,或者是其他对文学绝无爱好的人,甚至大部分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据他们自己说,却仍然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里约来看我,瞻仰瞻仰我这个闻人、名人、大名人、大伟人,等等。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断对我进行最无耻的阿谀奉迎,而在此以前,来跟我接触的人对我的尊重一直是使我免受这种罪的。由于那些不速之客大部分都不肯通报姓名,也不肯说明身份,又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我的知识都落不到相同的对象上去,还由于他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翻过我的着作,所以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些什么才好。我等他们自己开腔,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为什么来访,应该由他们向我说明来意。可想而知,我对这种谈话是不会很感兴趣的,他们也许会感兴趣,这就看他们想打听的是什么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防人之心,无保留地畅谈他们认为宜于向我提出的一切问题;通常,他们回去的时候,对我的处境的一切细节,都了解得和我自己一样清楚。

在那狠心人把我投进的这种苦痛难堪的惶惑状态之中,但不走出去到房门口,的谈话我仿佛等候了好几百年。过了八天或十天,但不走出去到房门口,的谈话我听说埃皮奈夫人已经走了,他的第二封信我也收到了。信只有七、八行,我没有读完……那是一份绝交书,但是其中的措辞,只有怀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人才写得出来,而正因为要极尽侮辱之能事,用词反而显得愚蠢了。凡是他所到之处,他都不准我去,仿像那都是他的藩国,一概不许我入境。他这封信,只要谈的时候稍微冷静一点,就不免哑然失笑。我没有把它录下来,甚至连读也没有读完,就登时把它退回去了,另附上下面这封信;在那同一封信里,气灶上,又轻手轻脚特吕布莱先生还对我说,气灶上,又轻手轻脚他把那份报纸保留起来了,不得我同意就不借出去。我当然是不会表示同意的,不过那份报在巴黎不是唯一的一份。我但愿,先生,那封信不在巴黎印行,并且我将尽力去防止,但是,如果我不能阻止它在巴黎印行,如果我及时知道能有印行的优先权的话,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由我自己印行。我觉得这也是既公平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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